「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

「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首部曲—發現臺灣」是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博館)21世紀以來首度推出的全新常設展,同時也是本館預定陸續推出的三場常設展中之「首部曲」。作為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的「首部曲」,本展覽將時間回溯至臺博館的源起,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當時稱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初創立的20世紀初,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擅場的「發現年代」,重新審視那些奠定今日臺博館收藏基礎、形塑臺博館風貌的博物學發現、發現者、與發現傳統。因此,這不是一部介紹臺灣自然世界的博物學展覽,而是一個回顧臺灣自然世界是如何被近代博物學所「發現」的展覽。故展名為「發現臺灣」。
「發現臺灣」內容主要分為三大主題單元:發現之道、臺灣新象、過去的未來。

1、總論

1862年,臺灣開港通商,對外開放,西方人在臺灣的活動因此漸趨活躍。水手、商人、軍官、外交官、醫師、探險家和傳教士乘著船隻,或路過或專程來到臺灣。其中不乏博物學家,在臺灣的低、中海拔地區採集動、植物標本,命名發表新物種。

1895年,日本政權進入臺灣。基於治理上與經濟開發的需要,官方支持的系統調查逐漸取代了過去西方個人式的博物學調查。20世紀初,來自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調查者與研究者的腳步逐步遍及臺灣。他們繪製地圖、採集標本、探勘地質、編纂圖錄、普查人口、調查習俗,並分類物種與人群,使得臺灣自然史的發現更進了一步,臺灣成為現代科學知識的重要研究對象。

1908年,臺灣第一座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成立。承繼西方博物學的調查傳統,結合日治初期資源調查的成果,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成為近代博物學與臺灣相遇後的第一個結晶,不僅提供第一代博物學者活動的據點,也蓄積著其採集調查的第一手發現成果,並透過博物館的陳列展示呈現出博物學家發現的臺灣新象。

作為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的「首部曲」,本展覽將時間回溯至臺博館的源起;一百多年前,當時稱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初創立的20世紀初,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擅場的「發現年代」,重新審視那些奠定今日臺博館收藏基礎、形塑臺博館風貌的博物學發現、發現者、與發現傳統。這不是一部介紹臺灣自然世界的博物館展覽,而是一個回顧臺灣自然世界是如何被近代博物學所「發現」的展覽。內容主要分為三大主題:發現臺灣、臺灣新象、過去的未來。

「發現臺灣」分為兩個單元,第一單元聚焦於20世紀初博物學家的調查傳統。博物館研究人員透過野外實地調查,以具體行動展開知識的追求,詳實記載觀察結果並帶回標本及新知識、建立了珍貴的博物館典藏。第二單元介紹標本經過整理、鑑定、分類後,成為自然史研究的珍貴證據,是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田野調查者現地採集的物質憑證,構成了博物館的「標本世界」。

標本是物種的代表,許多不同標本的集合讓博物館體現出一個微形的自然界,在博物館裡重現了自然物種的非類接續與演化秩序。

「臺灣新象」則以專題方式細數臺博館百年歷史中,重要的博物學家與他們的發現。靠著博物學家們的接力合作,點滴累積,成就了今日臺灣的現代知識,為我們開啟發現之窗,讓我們從不同角度看見福爾摩沙島上的美麗多元。

「過去的未來」意旨博物館不只能夠帶我們回到過去,同時也能反省當下,展望未來。人們常認為博物館的蒐藏是時間凍結的歷史證據,藏品的外觀上可能長久不變,但是對這些物件的觀點與想法卻是隨時間不斷改變,而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在博物館裡,過去就是未來,這就是博物館可以歷久彌新的秘訣。

2、發現之道

博物學世界中,萬物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它存在哪裡?它不在書本中,在於「真正的所在」,博物學家們終其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發現」「真正的所在」。

「發現之道」就是憑藉著觀察、採集與分類這三項細膩的工作,個時代博物學調查所開啟的發現之「道」,不僅是走向野外的冒險調查,更是透過科學研究追求知識真理的方式,一個新發現,背後所傳遞的意義與訊息是很深遠的。

這條發現之道連結過去與未來,其中有許多幕後功臣用盡畢生心力成就博物學精神,引領我們認識臺灣自然與人文,進而發掘萬物秩序。如日本時代臺灣最著名的動物採集者菊池米太郎(1869-1921),他擅長於動物採集,是當時博物館動物標本樣本建立的最大推手。

年輕時的菊池在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院動物學教室擔任飯島魁教授的採集助手,從那學習剝製標本技術,也曾與德商交流獵捕鳥獸技術。1906年,37歲的菊池首次來臺,已有10年以上海內外豐富田野經驗,他踏察臺灣的足跡遍布山區與離島,善於透過鳥鳴分辨種類,對臺灣鳥類分布與習性有深刻的觀察,許多臺灣特有鳥類的發現均歸功於他。1908年博物館成立,他受聘進入博物館,當時博物館陳列的動物標本幾乎全出自其手。

採集狩獵需四海為家,以山林為家的他,勤於採集並製作標本,許多臺灣特有種動物也都由菊池米太郎所發現,例如白面鼯鼠、臺灣森鼠、盤古蟾蜍、菊池氏龜殼花等。國際上有多位動物學者,也依據他的採集成果發表了許多分類研究及重要史料。

博物館現存許多菊池採集的標本,可說是他走在博物學發現之道上的足跡,更是他一生傳奇的最佳見證。

3、標本的世界

標本,是採集動植物或礦物的部分個體或完整個體後,依據不同性質做特殊加工,使其盡可能依原狀保存。

標本有教育、研究、展覽等功用。博物館是由標本組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一件標本代表一種物種,許多不同標本的集合就形成了一個微型的自然界,因此標本並不是由生物屍體做成的紀念品,而是物種真實存在的證據,使我們能透過標本認識不同物種間如何互相影響。

標本依性質有不同的類型,也各有不同的製作與保存方式,分為七大類。

第一種是骨骼標本,是保存脊椎動物的一種方式,藉由牙齒、骨頭等硬組織可以提供動物演化、分類地位研究的線索。

第二種是永生標本,又稱原色標本,是利用急速冷凍乾燥、低溫脫水或特殊化學藥劑處理以保持花朵和葉片的形態及顏色,使其不易褪色,這類標本多用於展示教育。

第三種是玻片標本,透過層層處理將標本封埋於載玻片中,通常用於需要透過放大鏡或顯微鏡觀察的細菌、藻類、微小昆蟲等。

第四種是昆蟲針插標本,依照蟲體大小,用不同粗細的不銹鋼針插入蟲體固定,再將昆蟲的足、翅膀展開,經過充分乾燥製成。

第五種是動物剝製標本,博物館保存的動物剝製標本大多是「假剝製標本(學術標本)」,製作時僅使用基本的支撐和填塞,並且不會還原動物的姿態或做動態表現,這種標本利於研究者進行鑑定、比對和收納保存。另外還有「姿態標本」,通常會凸顯動物真實行為和姿態,例如獵食、求偶、奔跑等,具有展示教育的功能。

第六種是蠟葉標本,是最常使用的植物保存方法,透過乾燥壓製植物並固定在標本紙上,方便檢視及收藏,傳統上以此類標本作為植物分類與系統學研究的主要依據。

第七種是浸液標本,將標本浸泡在化學保存液中,常用作浸液的液體有福馬林、酒精等,而常見的浸液標本包含魚肉、兩棲類、爬蟲類、植物的花、果實等肉質部位,或軀體柔軟的動物及臟器等。

標本在生物命名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根據《國際動物命名規約》,當新物種或分類群被發現,必須依據標本來描述它的形態和特徵,再加上圖像輔助以進行命名並公開發表。發表時作者要指定一個代表性的標本,作為鑑定此一新種的標準參考實體,稱為「正模式標本」;如果是一系列屬相相近的標本則稱為「模式系列」,並從中選擇較完整且富含鑑定特徵的標本作為「正模式標本」,其他則為「副模式標本」。由於模式標本是物種分類和鑑定的依據,因此對博物館來說,擁有許多模式標本是很光榮的事,博物館也會積極收藏這類標本,而這些標本不只最具價值也最受保護和重視。

4、田野調查先驅─森丑之助

臺灣田野調查先驅森丑之助是另一位喜愛縱橫山野且『親身實地』做研究調查的博物學家。他寫了大量臺灣原住民調查的研究報告與紀錄,蒐集許多原住民文物,使得森氏創建且奠定了日本時代博物館原住民館藏的基礎。

森氏常在全臺原住民部落之間研究調查臺灣的原住民。展櫃裡的藏品是森氏在南部排灣族裡蒐集而來的祖傳陶壺、雕刻木柱及人像。這張老照片是森氏所拍攝,自20世紀開始,攝影技術發展逐漸純熟,博物學家在做田野調查時,除了靠五感觀察、文字與手繪紀錄,照片影像可具體的捕捉部落生活情境,成為研究上重要的佐證紀錄。照片中排灣族小孩手持的木盾就是面前的這件展品,利用老照片與實際的藏品比對,呈現博物學家與博物館的連結關係。

臺灣另一大原住民族群是北部泰雅族,森氏對泰雅族的研究調查最為廣泛,留下大量文獻紀錄,影響非常深遠,1917年的『臺灣蕃族誌第一卷』為代表作。他推崇泰雅族精湛的工藝技術,收藏貝珠衣、織品等大量文物。

森氏也是臺灣考古先驅,許多原住民部族內的考古遺址都是他和鳥居龍藏一起發現的,東海岸巨石文化就是由森氏發現的。當時臺灣尚未進入考古挖掘階段,他們都是透過地表採集、斷面觀察、繪圖照相來累積成果。這些展品是森氏採集的石器,以圓山遺址發現的磨製石斧最為完整重要,上頭有當時森氏採集後直接在石斧寫上此件標本的相關紀錄。

旁邊的地圖是森氏於1920年代為博物館繪製的『臺灣石器時代遺址分佈地圖』,紀錄了多達218處他調查過的遺址遺跡,除了考古著作外,他的考古調查也常穿插在他的原住民論述之中。

森氏除了在原住民調查上的成就,在植物學方面也是當時殖產局『有用植物調查計畫』的主要採集者。在森氏的調查報告中,他常將植物的知識結合對原住民文化的觀察,呈現原住民與自然共生的關係。為表彰他的貢獻,許多高山植物都以其姓Mori為名,像是玉山杜鵑、森氏當歸。當時博物學家的特色是只要本身有興趣、想研究,並不會侷限在某個專業領域裡,是名副其實的『博物學家』。

川上瀧彌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首任館長,日本山形縣人,札幌農學校畢業。1903年10月到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工作,進行臺灣植物與病蟲害的調查工作,1904年起負責「臺灣有用植物調查」計畫,足跡遍布臺灣本島高山和離島,甚至是南洋地區。1905年時,川上在新竹北埔發現能提煉橡膠,具高經濟價植的臺灣原生護謨樹(乳藤)。1910年3月川上編纂「臺灣有用植物調查」計畫成果─《臺灣植物目錄》,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出版,收錄2,067種顯花植物和301種高等隱花植物,合計62科1,017屬2,369種生長在臺灣全島和蘭嶼的植物,造成學界和業界轟動,讓社會大眾認識臺灣植物。採集的植物標本,交由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早田文藏教授進行研究、鑑定及分類。早田文藏更據此發表《臺灣植物圖譜》十卷,記錄多種臺灣植物,奠定了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分類學泰斗」的地位。

1908年5月24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川上擔任首任館長,並以5個月籌備期讓博物館在彩票局開館。在1915年時,因籌備博物館搬遷及開館,長期積勞成疾,於1915年8月21日過世。1908~1915年期間除了奉派南洋考查有用植物中斷一年外,在其館長任內,藏品從12,723件增至23,268件。川上過世後,調查計畫於1919年轉移至殖產局附屬林業試驗場,相關植物標本典藏,也於1920年移轉至林業試驗場(今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及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典藏,所以臺博館沒有植物歷史標本典藏的原因於此。

《花》這本書是讓川上知名度大增的著作,1902年出版至1910年之間有多次增訂,書中繪有精美的插圖,是一本結合植物知識及散文的花圖鑑,還收錄對亡妻千歲〈鳶尾花〉詩句的紀念,以及臺灣花卉資料與日記。

5、植物調查先驅─川上龍彌

川上瀧彌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首任館長,日本山形縣人,札幌農學校畢業。1903年10月到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工作,進行臺灣植物與病蟲害的調查工作,1904年起負責「臺灣有用植物調查」計畫,足跡遍布臺灣本島高山和離島,甚至是南洋地區。1905年時,川上在新竹北埔發現能提煉橡膠,具高經濟價植的臺灣原生護謨樹(乳藤)。1910年3月川上編纂「臺灣有用植物調查」計畫成果─《臺灣植物目錄》,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出版,收錄2,067種顯花植物和301種高等隱花植物,合計62科1,017屬2,369種生長在臺灣全島和蘭嶼的植物,造成學界和業界轟動,讓社會大眾認識臺灣植物。採集的植物標本,交由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早田文藏教授進行研究、鑑定及分類。早田文藏更據此發表《臺灣植物圖譜》十卷,記錄多種臺灣植物,奠定了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分類學泰斗」的地位。

1908年5月24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川上擔任首任館長,並以5個月籌備期讓博物館在彩票局開館。在1915年時,因籌備博物館搬遷及開館,長期積勞成疾,於1915年8月21日過世。1908~1915年期間除了奉派南洋考查有用植物中斷一年外,在其館長任內,藏品從12,723件增至23,268件。川上過世後,調查計畫於1919年轉移至殖產局附屬林業試驗場,相關植物標本典藏,也於1920年移轉至林業試驗場(今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及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典藏,所以臺博館沒有植物歷史標本典藏的原因於此。

《花》這本書是讓川上知名度大增的著作,1902年出版至1910年之間有多次增訂,書中繪有精美的插圖,是一本結合植物知識及散文的花圖鑑,還收錄對亡妻千歲〈鳶尾花〉詩句的紀念,以及臺灣花卉資料與日記。

6、百年身影牆與銅像區

「百年身影牆」將臺博館的史料影像匯集在此,可透過手拉圖板,閱讀博物館不同時期的歷史故事。

臺博館的歷史已超過百年,館名更改過好幾次,1908年開館時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簡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館址是當時的「彩票局大樓」,就是現在總統府後方「博愛大樓」的位置。而現在各位所在的博物館建築,是日本時代為了紀念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而建的,1915年3月完工後,因原來的「彩票局大樓」作為博物館空間已不夠使用,所以將博物館搬遷至紀念館,稱為「兒玉總督及後藤民政長官紀念博物館」。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接收博物館,改名為「臺灣省立博物館」。直到1999年,精省後的「臺灣省立博物館」改隸行政院文建會,更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

這棟建築最初要紀念的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的銅像,於1915年完工後放在一樓大廳兩側的西式壁龕中,戰後將兩尊銅像自壁龕移出,列為館藏文物收入庫房。在2008年博物館創館百年之際,將當年的紀念館門匾與兩尊銅像重列展示,以完整訴說博物館的百年歷史故事,之前的展間就設於此位置,因此持續保留此區展示。

7、臺灣動物區與昆蟲牆

在「發現之道」中,已經為各位簡單介紹過「臺灣動物採集高手」菊池米太郎。當初他來臺灣的原因,是受英國標本商人委託,採集神秘的鳥類─黑長尾雉的完整標本。

1906年,英國鳥類採集家Walter Goodfellow在阿里山採集鳥類時,發現原住民的頭飾上,有一對從未見過、花紋獨特的長尾羽,他帶回英國鑑定,隨即認定為臺灣特有的新種鳥類,並命名為Calophasis mikado,日語中Mikado是天皇的尊稱,所以中文又稱帝雉。特別的是,通常學術界發表生物新種,需根據完整的模式標本,但這次卻破例只根據一對尾羽,可見當時研究人員非常確定這是從未發表過的新種。

1906年11月,菊池在阿里山捕捉到世界上第一隻完整的雄帝雉標本,雄性帝雉全身暗藍色,閃爍著金屬光輝,有紅色的臉及很長的尾羽。菊池讓世人看到帝雉完整樣貌,使帝雉成為舉世聞名的臺灣鳥類,但展櫃中的黑長尾雉,非菊池採集的標本。

他的採集能力獲得總督府注意,於1908年博物館成立時受雇擔任動物部的陳列員,負責採集及標本製作。他所採集及製作的標本博物館仍留存至今,協助許多研究與提供後人看到臺灣珍貴或稀有的動物標本。不少以他發現與命名的物種有菊池在蘭嶼發現的菊池氏壁虎、在高山上發現的菊池氏畑鼠(又稱臺灣高山田鼠),皆為臺灣特有種。

臺灣素有昆蟲王國之稱,以臺灣的大小來說,種類相當豐富,多樣性很高。

而素木得一開啟了臺灣昆蟲研究、貢獻良多的人,他叫素木得一。1907年來臺擔任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昆蟲部長,也曾擔任總督府博物館創館時的學藝委員,主持昆蟲與動物的研究展示及標本收藏,對博物館發展有很深遠的影響。他曾至大英博物館研究昆蟲種名鑑定,奠定臺灣昆蟲分類學基礎。由他記載發表的昆蟲新種多達百餘種,有許多昆蟲的學名上都有他的名字,是領導臺灣昆蟲界的靈魂人物。素木創設了植物檢疫制度,建立農業害蟲預測體系與害蟲防治方法。當時臺灣行道樹、橘子園受介殼蟲蟲害,損失慘重,他從夏威夷引進這種介殼蟲的天敵─澳洲瓢蟲,成功抑制了蟲害。另外也利用水稻害蟲三化螟蟲的習性,以物理方式成功控制其數量,有效使稻米產量增加。因此,他對當時臺灣農業發展、害蟲防治都有很重要的貢獻。

素木得一最重要的發現是「寬尾鳳蝶」,又被稱為臺灣的「國蝶」或「國寶蝶」。1933年,他在宜蘭太平山溪邊採集到一種蝴蝶的雄蝶,外觀前翅黑褐色,後翅中間有白色斑紋,外緣有一圈圈紅色弦月,後翅尾狀突起寬大,命名為Papilio maraho,而maraho是泰雅語「頭目」之意,形容外型壯麗,有如蝶中的王者。寬尾鳳蝶非常稀少珍貴,在當時有「夢幻之蝶」、「八百圓蝶」之稱,在日本時代被指定為臺灣的天然紀念物。

8、維持生物多樣性之重要

「臺灣博物學會」於1911年成立,會址就設在總督府博物館裡(彩票局大樓),是臺灣成立最早的博物學研究組織。是當時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等研究者的交流平臺,更在1920年向總督府提案推動了「天然紀念物保存法」。

所謂「天然紀念物」指的是自然生態中珍貴稀有的動物、植物、地質與其他應受保護的自然環境,此法目的在於保育這些天然資產。

指的是擁有獨特價值,且因為稀少並具備代表性的『自然特質』或『文化意義』的事物。包括動物植物、地形地貌、遺址遺跡等,基於保存與存續的理念而設立的。1930年,「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與「施行細則」正式在臺施行,並組成「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與指定事務,其中素木得一、尾崎秀真與博物館素有淵源,先就各地提報的323項調查物件進行書面審查,而後在1933年開始進行實地調查與指定作業,且出版《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等資料。最後分於1933、35、41年指定了三批天然紀念物,正式指定共計有19項天然紀念物,包括動物、植物、地質等面向,為日本時代臺灣自然保育的重要成果。

而本館於1933年將儒艮及黑長尾雉指定為天然紀念物,儒艮棲息的恆春沿海也因此列入受保護的海域,黑長尾雉則受到全面禁獵的保護。接下來陸續被指定的動物包括:1935年的華南鼬鼠、寬尾鳳蝶;1941年的穿山甲、水雉、櫻花鉤吻鮭等。

戰後臺灣因經濟起飛,直接與間接地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喚起部分人士對自然保育的意識,建議政府採取保育措施,並呼籲國人及社會大眾加以重視,但是一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採取積極措施。

1989年制定「野生動物保育法」,才開始對於野生動物棲息地之保護、保護區之設置、飼養及利用管理等有詳細的規範。野生動物依族群數量與保護等級分為「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應予保育」,由政府機關依法處罰違法者,並宣導保育觀念,鼓勵學者專家研究調查臺灣的野生動物及推動復育計畫,一直到今天臺灣的野生動物保育工作還算小有所成。

地球上各式各樣的生物互相依賴與影響,彼此交錯而成複雜且緊密的生物圈,使地球生態系之間得以相互平衡。臺灣的土地面積不大,橫跨熱帶及亞熱帶,伴隨著地形、氣候、洋流等多樣棲地因素條件影響,擁有異常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資源,不僅在物種上、在氣候、地形與動植物間臺灣都擁有著高度的多樣性。除此之外,臺灣高山林立,環境類型豐富且多樣,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就擁有5萬種以上的物種,其中約1/5是臺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地位難以取代。我們在生活所需的同時,亦須保護臺灣的生物多樣性,才能永續利用這片土地的資源,讓這美麗島嶼上的生靈萬物,共享共存,生生不息。

9、臺灣地質調查

臺灣礦物研究先驅岡本要八郎,是北投石的發現者,岡本於1908年進入總督府殖產局擔任礦務課技手,創立博物館礦物陳列室,提供自己所採集的礦物標本。岡本在博物館的20年間,蒐集了200多種礦物標本,還採集了當時68種新的礦物。「明治時代四大新發現礦物」其中的北投石及大屯山硫磺是岡本所發現的,被視為日本礦物學界的重要功績。

北投石是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的稀有放射性溫泉礦物,全球僅可在臺灣北投與日本秋田縣玉川溫泉才能找到這種礦石。1905年,岡本於北投地區調查地質時,將拍過照的底片放置於礦石之上,回家後發現底片曝光,推測此區的礦物可能有微量的放射性。後來東京帝國大學神保小虎教授進一步檢測,證實其含有高達21%的氧化鉛,且具放射能性質,1912年國際礦物會議通過認定北投石為新種礦物,命名為Hokutolite,Hokuto為北投的日語地名。

北投石的發現引起國際礦物學界矚目,並轟動日本全國,除了岡本陸續發表諸多文章提倡保護北投石,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也親臨涉渡北投溪勘查北投石。1933年北投石被列為「天然紀念物」,北投溪列為保護區,沿岸立牌禁止採取。2000年政府將北投石指定為「自然文化景觀」,奠定了北投石具有環境保育及文化教育的價值。

龍宮翁戎螺是非常古老的生物,出現於古生代寒武紀,距今約五億七千萬年至四億九千萬年前,繁盛於中生代,新生代開始漸趨絕跡。古生物學家曾以為它在第三紀已經完全絕滅,但在19世紀末卻陸續發現「現生種」,因此翁戎螺被視為「活化石」。

龍宮翁戎螺分布於日本、臺灣、印尼沿岸,常棲息在深海,是翁戎螺中最大型的種類,貝殼呈圓錐形,上有黃紅色火焰斑紋,因造型宏偉優美像座宮殿一般,故俗稱龍宮貝。此外,龍宮貝殼口具有一條細長的裂縫,裂縫長達貝殼周緣的一半,像是微笑的線條,是翁戎螺中罅裂最細長的,殼底具有大而深的臍孔,深達殼頂。龍宮貝因數量稀少格外受到重視,也因身體構造極為原始,在貝類演化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1968年臺灣漁船首次在東沙群島撈獲龍宮貝活體,同時也是全世界第4枚被捕獲的活體。1969年5月7日,基隆集豐一號漁船,撈獲了4枚龍宮貝,其中2枚活體送至博物館,經當時臺灣大學林朝棨教授鑑定後,於博物館展出「鮮活龍宮翁戎螺展覽」,造成龍宮貝的熱潮。當年,為了爭睹這難得一見的龍宮貝活體,曾創下一日超過萬人的參觀紀錄,於36天的展覽期內,吸引超過50萬以上觀眾前來,盛況空前,也掀起當時臺灣貝類研究的熱潮。

10、臺灣的魚類

陳兼善館長是戰後的首任館長,博物館從總督府博物館改制為臺灣省立博物館。陳兼善館長開創了臺灣省博物季刊,是國內重要且悠久的學術刊物之一,至今仍持續發行中。
陳兼善館長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博物專科,專研魚類研究,發表許多魚類、動物遺傳等學術專書,也曾前往法國及英國的自然史博物館進修。他持續秉持著博物學家踏查的精神,與他的得意門生梁潤生先生,行遍臺灣及附近海域採集標本高達376件,並發表《臺灣脊椎動誌》,對當時的動物研究貢獻良多。
香魚是不少臺灣人喜愛的美食,更是許多老饕眼中的珍品。香魚屬胡瓜魚科,是洄游性的魚類。在臺灣主要分布於濁水溪及花蓮三棧溪以北的流域,目前臺灣的原生香魚族群種已絕跡,溪流中的香魚是日本引進臺灣野放的。這件香魚標本為1946年陳兼善及梁潤生於新店採集,推測應屬臺灣早期的原生族群,更顯此件標本的珍貴。
眼前的臺灣間爬岩鰍,是大島正滿所採集。大島正滿是北海道人,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專攻研究動物學,是日本時代臺灣魚類研究的重要學者,也是臺灣白蟻研究的先驅。大島正滿在臺灣期間,發表大量的研究論述,抱持著博物學家的精神,一一踏查臺灣淡水河域,並發現了臺灣鮭魚(又名櫻花鉤吻鮭)。鮭魚屬冷水魚類,必須生長在低水溫的環境,多半居住在溫帶環境中。以臺灣的地理位置來說,並不是鮭魚最適合居住的環境,因此當時學界普遍認為臺灣並沒有鮭魚,而大島正滿與其助手在臺灣發現臺灣鮭魚,顛覆了學界的猜測。
大島正滿在臺灣的研究範疇廣泛,曾發表關於爬蟲類及鳥類的研究,其中他對於臺灣白蟻也有很深的研究,總督府聘他進行臺灣白蟻調查及防治工作。

崛川安市,是一位充滿熱情的素人研究者,他從未受到科班的訓練,憑藉自身的努力以及對大自然的熱忱,而成為日本時代臺灣動物的採集權威。1917年,崛川來到臺灣,在臺期間深入臺灣各地山林,舉凡爬蟲類、鳥類、兩棲類、哺乳類以及魚類和貝類都可以看到崛川的採集與著作。博物館典藏的貝類標本,有幸發現崛川在研究貝類的過程中,經常將隨手的筆記暫放於貝殼的口中,有時也會在貝類標本上以毛筆加註印記,經過統計,目前博物館一共典藏崛川所採集的貝類標本高達112種。
在眾多崛川所採集的標本中,最特別的是崛川氏煙管蝸牛,這個標本是崛川在宜蘭地區發現,由日本貝類研究學者黑田德米在1941年命名為崛川氏煙管蝸牛,是臺灣特有種。崛川安市也是日本時代眾多博物館學者最晚離開臺灣的,他一直任職於博物館,直到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才返回日本。隨著崛川的離開後,日本時代的臺灣大發現也逐漸落幕,接下來,又有一批學者遠渡來臺後持續展開博物學的工作。

11、我群、你群、他群:臺灣原住民族群分類

清代官方習慣以「歸化程度」區分原住民,歸化高者稱「熟番」,程度低或未歸化者稱為「生番」。日本殖民臺灣後隨即展開調查,對臺灣各原住民群體進行「科學分類」。1899年,學者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實地調查後依語言、風俗、體質、文化等特徵,提出了「八族」的族群分類,是往後臺灣原住民各種分類的濫觴,也為今日原住民族群分類奠定基礎。

原住民族群分類建立後,博多人偶成了形象鮮明的教材與教具。當時總督府博物館利用地圖、圖像、文物與各種模型,使「科學性」的族群分類在展示櫃中被「具體化」。

博多人偶是一種素燒彩陶人偶,以生動的造型、彩色技術及不褪色的顏料為主要特色,至今仍是日本著名的地方傳統工藝品。人偶師井上清助在明治、大正年間,積極地將博多人偶推廣到國內外的各種博覽會展出,加上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坪井正五郎試圖開發教材人偶,認為「不管在國內或國外,都還沒有適當的教材人偶。博多人偶的技術應該有辦法生產出具有學術水準的標本」。井上接受了挑戰,在坪井的監修之下成功做出一系列歷史名人的教具模型,被稱為「井上式地歷標本」系列,讓人們瞭解世界不同民族的外貌特徵與服飾,其中包括「世界人類風俗人偶」及「日本帝國人種模型」。井上將「世界人類風俗人偶」提供給1890年東京主辦的「第三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以及1900年法國主辦的「萬國博覽會」,讓「博多人偶」贏得國際聲望。上述系列也成為日本國內數十萬學校的必備教具。這裡展出的臺灣原住民各族人偶,就是屬於「世界人類風俗人偶」的一環,是井上清助依據森丑之助與坪井正五郎的考證所製作,於1910到1913年間分批完成。

尾崎秀真曾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博學且興趣廣泛,擅長漢詩、和歌與篆刻,愛好藝術、古物蒐藏,對臺灣歷史、民俗與原住民工藝亦多所涉獵,是一位「全能」的文人。尾崎於1926~1928年任職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間,提出「能動性博物館」之經營觀念,主動向民間借調文物舉辦臨時展覽會,在「佐久間財團」經費的支援下,為博物館蒐集原住民文物。尾崎對臺灣歷史也有一套獨特的觀點,他根據博物館的蒐藏及史料發展出「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強調臺灣的歷史與文化發展並非文獻所載的短短2、300年,而是用「博物學」的方法與資料推溯至4000多年前,並積極尋找支持這論點的史料,也親赴臺灣各地尋找具體的「物質證據」。1927~1929年間擔任「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的委員,至全島各地蒐集原住民文物,從他所蒐集到的文物,可以看出他如何佐證並建構他的臺灣古代黃金文明學說。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除了初期森丑之助的蒐藏,在1920年代末期,獲得「佐久間財團」資助,與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合作,展開一次大規模、計畫性的「蕃族品」徵集,計畫持續兩年半,蒐藏人員深入全臺207個「蕃社」,集得1760件文物,入藏博物館後被稱為「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後期藏品的主要來源,蒐集範圍很廣、蒐藏紀錄也完整,根據當時留下的清冊上的記錄,今日我們得以循線溯源,瞭解這批文物如何被蒐藏進博物館的「文物旅程」。有些文物,甚至可溯及歷史名人,如一對收自於臺中州能高郡馬赫坡社的「貝珠踝飾」,在近年被發現原為1930年「霧社事件」中著名的頭目莫那魯道所有。

「佐久間財團」是為紀念佐久間總督的理蕃功績,並對變遷中的原住民社會之風俗及蕃族品在消失前盡力蒐藏。「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在實際進行蒐藏之前訂有一份「蕃族參考品蒐集計畫書」,依原住民各類蒐藏的重要性分為三類。

12、博物館的過去與未來、消失與重生

1931年,臺北帝國大學早坂一郎教授,在臺南市左鎮菜寮溪流域附近,進行化石採集調查,發現有大型哺乳動物的化石,據推測可能有數十萬年前的古老犀牛化石,爾後10年間早坂一郎教授發表多篇報告,開啟了左鎮化石的發現熱潮。

1971年臺南的化石採集者潘常武,從當地學童那獲得一枚犀牛牙齒化石與出土地點。同年12月,臺灣大學地質系林朝棨教授、考古系宋文薰教授,與臺灣省立博物館組成聯合團隊,前往臺南左鎮進行發掘。隔年,省博再組第二次發掘團隊,並邀日籍古生物學者鹿間時夫和大塚裕之來臺協助。兩次發掘共挖出大約40%形體的犀牛化石,是臺灣所發現最完整的犀牛化石,年代約在90萬至45萬年間。為了紀念臺灣最早發現犀牛化石的早坂一郎教授,及他對臺灣化石研究的貢獻,1984年大塚裕之和林朝棨教授將這種化石犀牛命名為「中國犀牛早坂氏亞種」並簡稱「早坂犀」。

博物館保存物件不再只是過去古老的回憶,隨著新論證、新觀點的出現,藏品能夠帶我們回到過去,反思當下,展望未來,並可在多年之後發揮當時無法預料的功能。臺灣雲豹的野生族群已經在2014年正式宣告絕跡。存放在博物館的這幾隻雲豹標本,乃成為臺灣雲豹曾經徜徉臺灣山林的重要證據。雲豹標本代表的不僅是消失的物種提供民眾觀賞,而是其背後可能蘊含著重要的遺傳與形態學資訊,提供未來重建的線索,具有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泰雅族傳統服飾在過去是博物館的蒐藏品,保存了部落裡失傳的古老技法與圖紋。尤瑪‧達陸20多年來,從博物館的蒐藏出發,與博物館同仁研究討論物件的背景,對物件作更細膩的分析與詮釋,一步步進入較深層的內容,然後再發展出未來創作的核心內容,傳統技藝不僅重獲新生,也再啟新部落文化的發展。

最後,可坐在方舟上欣賞臺博館的收藏化身為投影光影,光影中看似虛無的標本投影,雖然這些物件有些已不復得,但物種曾真實存在,無可替代的珍貴價值,人與自然要好好共生共榮,這些賦予新意義的物件其實就在你我的身邊,在博物館裡過去就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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